浙大西迁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的战争。8月“淞沪战役”失利，民国政府西迁陪都重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火弥浸中华半壁河山。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在著名地理气象学家、教育家竺可桢校长率领下，怀着“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理想，踏上漫漫西迁路程，历时两年多，穿越江南六省，行程2600公里，于1940年抵达贵州遵义、湄潭、永兴，坚持办学七年，谱写了一部伟大的“文军长征”史。

　　浙大西迁的路程是曲折的，先后换了建德、泰和、宜山、遵义四处校址。浙大西迁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保护《四库全书》的转移。四库全书共有7部，3部清末已毁，日本侵华又损失2部，竺可桢受民国教育部的委托，将一部《四库全书》140箱，成功转移至贵阳黔灵山公园北的地母洞存放。竺可桢校长多次到地母洞察看《四库全书》的保护工作。

　　浙大西迁遵义湄潭办学，在生活极其艰苦的岁月里，竺可桢校长倡导“求是精神”，汇聚和保护了一大批如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胡刚复、蔡邦华、王国松、王琎等一代知识分子精英。他们胸怀报国之志，陋室栖身，俭餐淡食果腹，创造了累累教学科研成果。培养了一大批如李政道、程开甲、叶笃正等新一批蜚声中外的科学巨子。为新中国成立后科学事业发展储备了重要的人力资源。使浙大崛起成为全国著名高等学府。

　　两弹元勋王淦昌在湄潭期间发表了《中子的放射性》、《关于探索中微子的建议》等六篇论文，进入了原子科学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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