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红色教育之《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它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的关键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左”倾领导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这次会议初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解决自身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的会议，挽救了党和红军，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熟。

　　遵义会议的背景是1934年1月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得到了进一步推行。由于这种错误的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在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将战略转移变成了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行军速度变慢，使敌人有充足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施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遭受严重损失。毛泽东在长征的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他的正确意见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等的支持。周恩来、朱德等也是支持毛泽东的。他们与博古、李德等人的分歧日益加大。在一路的争论中，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占了黔北的重镇遵义。

　　遵义会议的参与者包括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过分强调客观困难，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咎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将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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